<P> 我们为什么要树立这样一个二流的国家为敌人呢？难道我们就只配与一个二流的民族为参照系吗？我们为什么这样不依不挠地把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纠缠在一起呢？</P>
<P> <BR> 日本的强势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因应西方的挑战而崛起的。它崛起的力量源于一个孤岛民族的自卑、狭隘、恐惧，是在这种负面心态上激发出来的一种积极性、主动性。但在内心深处，这个民族的自私、自卑、狭隘是难以克服的，而且它一直要依赖一个强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是民族主义的，没有普遍的正义，没有战争的全面反省，他们表现为欺软怕硬的。因此尽管日本在现代文明格局中占有优势的地位，但它只是一个二流的民族。 </P>
<P><BR> 日本难以超越自己的局限，他们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里，做出一个全新的东西几乎不可能。我们常说日本人善于模仿，我们也知道日本人的东西造的东西比西方的还要好。这是什么回事？原来，日本人造一个先进的东西，总有大约10%的核心技术自己搞不出来，必须引自西方。它搞一个生产线一百万元的话，就要花十万元来买西方技术，因此日本对西方的仰赖是改变不了的。但另一方面，它却顽强地坚持着用九十万元来建构与核心技术相配套的绝大部分技术、设备及人才。值得我们佩服的是它努力以90％的力量坚持自己做。 </P>
<P><BR>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也曾经努力这样做，甚至口号上要百分百地自己做。而今日中国却做不到这点。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器物场面上，我们恨不得全面、彻底地从国外引进全套硬件软件，几十年来我们的广告宣传都是这样，而且实际上大多是从日本这样的二流国家引进的。如今，中国多数生产线主要靠引进，上面这个比列在中国是9：1，与日本恰相反。这一颠倒，相差就不止一个数量级，而是两个数量级，也就是一百倍。由此可以看出，今天日本能稳坐二流国家的位置，而中国按今天这个发展逻辑，却是处在三流、四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位置。 </P>
<P><BR> 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西方，是从现代文明的根上展开学习与创造。这个根就是就是支配着我们心灵，并且渗透在政治、经济生活里的文化。文化立国，这在原创的西方文明里，是一个历史事实，在以色列、日本、韩国，都是普遍的共识，连台湾民进党，一批毫无现成政治资源的街头政客，取代百年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公开的口号也是“文化立国”。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尤其是今天浮躁、肤浅、势利的中国大陆，极少有人想得到。 </P>
<P><BR> 选择一流的对手，才可能造成一流的国家；选择二流的对手，顶多造成二流的国家，如果心态消极，连二流的国家都不可能。中日未来格局主要取决于中国的选择，有两种可能： </P>
<P><BR> 一是中国人没有出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下这个二流的敌人，无休止地纠缠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略的道义责任——我完全赞同要尊重历史，支持每个具体的受害者伸张自己的正当权利，但藐视把这作整个民族的动力基础。老想这个敌人如何可怕，一定要让它服气，那我们充其量也就是能成为一个三流的国家，怎么赶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 </P>
<P><BR> 二是中国人拥有远大的胸怀，能够看到主导今日全球化的文化基础，并有充分的自信与个性，与世界一流民族展开对话与协作。西方工业文明现在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并且面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殊死挑战，我们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具有完全不同于两者的资源，而且十多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也给我们巨大的回旋空间，能够形成独立的第三极，与强势的西方形成独立而互补关系。这是日本人的孤岛意识和自卑心理是难以做到的。 </P>
<P><BR> 今天的现代化道路有一个误区，没有哪一个非西方国家靠直接与西方接轨成功的。南美就是失败的例子，日本基本还算成功，但是它也只能是一个二流国家，缺乏文化深层的原创性。一旦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思想方式、技术标准发生根本改变，经济体系的链条也会相继改变，日本人优势就没有了，又得赶紧追赶。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就是如此。 </P>
<P><BR> 今天大家都在批评70年代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当年具体的外交策略我们这里是很难简单评价。我倒觉得，今日很多人眼睛盯着物质财富，把它当作国力的根本，以为多少个亿的财产、贷款就能让我们强大起来，说白了就是“不要白不要”的市侩心态。失落了当年大国的胸怀与气度。固然，日本崛起曾经凭借着从中国敲诈的数亿俩白银，让日本人赔回来，也是正当的。但要知道，没有民族内在的文化改造，要再多的钱也是白搭。当年，伊比里亚人从南美获得取之不绝的黄金白银，但只是造成消费主义的泛滥，培养周边国家的产业之外，最终导致自己的彻底衰落。以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状态，无偿获得的洋货越多，越是没出息。 <BR>其实20多年来，日本人已经给了中国不少无息或低息贷款作为援助，只是没有以赔偿的名义而已，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死要面子。但这些贷款除了让中国产业越来越依赖日本之外，有多少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产力？ </P>
<P><BR> 落实到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需要一个内在的动力体系，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建构，而文化运动是经济建设、制度进步的灵魂，尤其具有优先的地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形成源于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最典型的德国崛起，就是以柏林大学为中心的文教立国，日本明治维新前十年，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办起了大学；以色列建国前二十多年，其后来的开国总统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希伯莱大学。 </P>
<P><BR> 用这种眼光，回头再看20世纪中国，常常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会有少数人看到人与文化才是民族的未来。蔡元培的北大、抗战时的西南联大——这都是真正的大学，还有黄埔和延安——虽然不算完全意义的大学，但比我们今天的大学更具大学的灵魂，就是这几所大学、准大学塑造了新的民族精神，支撑了中国的20世纪，几乎所有的辉煌都可以归结为它们。而我们20 世纪最不争气的地方，却是在平常年代里，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今日中国大学早已沦为现实的工具，它自身成为一派腐朽的名利场，已经远离了大学的本义。 </P>
<P><BR> 改变中国的命运，首先要从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灵开始。我们需要像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思想巨人，要有他们的胸怀与远见。我们需要的参照系是东西方文明的文化根本。我们面对的应当是世界一流的国家，我们崛起的关键在于建立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这样一个民族会赢得世界的尊敬，那些有缺陷的民族也会自惭形秽，断不敢存有欺侮之心。 </P>
<P> </P>
<P>全文完<BR></P>